拼多多上市、為國生娃、房租暴漲、農產品價格上升……近兩個月發(fā)生的種種事情，讓不少人喊出了消費降級，只因放眼全國，中低收入者仍是大多數。
拼多多上市、為國生娃、房租暴漲、農產品價格上升……
近兩個月發(fā)生的種種事情，讓不少人喊出了“消費降級”，只因放眼全國，中低收入者仍是大多數。
而正是少部分人的消費升級與大部分人的消費降級，讓國人收入差距日益懸殊這一問題再度凸顯，并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來加以調節(ji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看一看一水之隔的日本是如何做的，或許會有所收獲。
為什么選擇日本？
眾所周知，日本經濟十分發(fā)達，國民擁有極高的生活質量，堪稱是全球最富裕、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
論經濟總量，日本GDP高居世界第三位，僅次于美國與中國;論人均GDP，日本遙遙領先于中國。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人均GDP為38428.1美元，為中國人均GDP的4倍有余(參見圖1)。
客觀地說，收入差距加劇并非中國所獨有，這是一道普世難題，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然而，日本國民的收入狀況卻并未像西方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那樣嚴峻，不僅中產人群規(guī)模占總人口的比重較高，而且極端貧困的人群也不多見，是公認的“橄欖型社會”。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收入再分配調查報告》的數據，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長達30余年的時間里，日本的基尼系數一直低于0.4;即便泡沫經濟讓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國人的貧富差距也有所加劇，基尼系數一度突破0.5，但依舊通過種種手段緩和了這一態(tài)勢。2014年，日本的基尼系數為0.376，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堪稱可圈可點(參見圖2)。
時至今日，絕大多數日本人認為，自己身處的國度是一個平等而沒有階級劃分的社會，人人都公正平等地享受著全社會范圍內的各種資源，而約有八成的日本人相信自己屬于中產人群。
而在二戰(zhàn)前后，日本基尼系數曾經直逼0.7——而這，恰恰說明日本在治理收入問題、調節(jié)社會各階層貧富差距上取得了顯著成效。正因為如此，我們將日本選為分析樣本。
日本的成功經驗
日本都做對了什么?我們不妨從初次分配環(huán)節(jié)與再分配環(huán)節(jié)上的種種實踐來尋找答案。
（一）初次分配環(huán)節(jié)：效率與公平兼顧
學界普遍認為，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是產生收入分配不均及其他諸多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若想緩解收入差距的加劇，勢必要從初次分配開始。日本的初次分配關系主要由市場機制決定，以此來確保經濟活動的機會均等，并配合有關政策來進一步強化當中的公平屬性。具體來說，日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可以理解為由日本政府制定的一個“十年發(fā)展計劃”(1961年~1970年)。按照該計劃的要求，十年間，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都要實現(xiàn)翻番，即年均增長率應達到7.2%，而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國民經濟發(fā)展與居民生活進步的協(xié)同并舉。該計劃的精髓在于“民本思維”，即“民富”先于“國富”，將國民收入的倍增作為最終落腳點，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其直接結果便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日本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始終保持在55%的高位以上(我國自1991年起，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幾乎從未高于50%)，且長期高于歐元區(qū)國家與金磚國家。這為縮小日本國民的收入差距打下了基礎。
第二，切實提高農民收入。
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懸殊是很多國家面臨的難題，日本也不例外。不過，日本政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陸續(xù)出臺了一系列法規(guī)來引導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例如，在《農業(yè)基本法》中，明確提出了提高農產品尤其是大米的收購價格，這讓日本大米的收購價格遠高于國際市場;同時日本對進口的農產品征收高額關稅，以此來保證本國農產品的高額收購價。此外，日本還大力推進農業(yè)機械化、現(xiàn)代化和農業(yè)結構升級，加大對農業(yè)的補貼力度;轉移非農人口，使農民通過出租或出售土地等方式獲得大量現(xiàn)金;著力推動農民工轉型方案，在戶籍、住房、保險等方面確保農民工自由流動后的切身利益。
第三，推行教育機會均等政策。
日本自1960年實行9年制義務教育，同時通過擴充學費減免制度、減輕學費負擔以及完善教育環(huán)境等途徑，大大緩解了家庭經濟實力不足給子女接受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后，日本還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行全民基礎教育的普及化以及城鄉(xiāng)教育機會、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并不斷擴大財政支出為普通家庭的教育費用減負。這不僅顯著提高了國民整體素質與勞動者的各種技能，還給貧困家庭提供了能夠實現(xiàn)階層躍遷的渠道，進而達成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
第四，立法消除行業(yè)壟斷造成的不公平
。二戰(zhàn)后，為了削弱財閥對產業(yè)的支配力量，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解散控股公司、公開所持股份、排除財閥家族對企業(yè)的支配力量等，有效消除了有限的少數人掌握大量資產的現(xiàn)象，為資產分配和收入分配趨于平等化鋪平了道路。同時，為了緩解產業(yè)的過度集中，日本于1947 年頒布了《壟斷禁止法》，明確規(guī)定對大型壟斷企業(yè)征收10%銷售額的罰金，對中小壟斷企業(yè)征收4%銷售額的罰金。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還設立了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便對壟斷行為進行準確的評估，并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些手段都顯著推動了國民收入差距難題的改善。
（二）再分配環(huán)節(jié)：更加注重分配公平
雖然日本社會格外重視基于市場化的競爭性體制，但對于失業(yè)、婦幼與老弱病殘等群體也從來沒有忽視過。日本政府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方式來彌補和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水平，進而緩解收入差距。
第一，重視運用稅收手段，對收入再分配進行調節(jié)。
在上世紀基尼系數最低、最平穩(wěn)的三十余年里，日本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累進稅制，即對高收入者征收高稅率，對低收入者征收低稅率，并且收入在一定金額下免稅。此外，日本還征收其特有的高額遺產稅、贈與稅以及固定資產稅、住民稅等。
第二，構建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日本的社會保障形式與品種極為豐富，覆蓋了社會所有人群，對低收入階層起到了很好的保護;在社會保障金的繳納上，日本針對不同收入階層支付能力的差異，采取區(qū)別對待方式，高收入階層繳納的金額相對高，低收入階層繳納的金額相對少。此外，日本實行個人、企業(yè)、社會共同負擔社會保障的制度，其中又以政府負擔為主。當然，除了上述舉措外，日本還在其他方面發(fā)力，對縮小收入分配加以補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證就業(yè)。日本通過建立嚴格的就業(yè)預算保障制度、加大財政投入、采取多元化政策體系、對促進就業(yè)的相關事業(yè)給予優(yōu)惠稅收等手段來加以促進。
我們能學到什么？
毋庸置疑，日本的經驗實踐對我國是有參考借鑒價值的。
事實上，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自2000年首次超過警戒線0.4以來，再沒有低于此數值，2017年為0.467(參見圖3)。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fā)布的《中國民生發(fā)展報告2014》甚至聲稱，早在2012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就已經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僅擁有財產總量的1%左右。
過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長期發(fā)展，不僅會造成內需不足，還可能影響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優(yōu)化與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蛟S，我們可以汲取日本的實踐經驗來制定相應的措施。具體來說：應著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將更多的利益向勞動者傾斜，以保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fā)展同步;通過制定適當的政策來打破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城鄉(xiāng)與地區(qū)之間的協(xié)調發(fā)展，尤其是要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強化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加大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讓公平的教育機會不因人們的收入差距而有所不同;破除行業(yè)壟斷，鼓勵市場競爭;完善稅制體系，讓稅收真正成為調節(jié)居民收入分配的利器，而不是政府部門增收的手段;建立與健全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體系，等等。
